1948年12月中旬，北平城的冬夜格外寂静，电台里“平津前线敌我态势”的播音却字字锥心。辽沈战役硝烟未散，东北野战军已经越过古北口，距北平仅一步之遥。城里的灯火早早熄灭，街头巷尾满是低声的议论：这一仗，守还是走？
战局对傅作义极不友好。老蒋摔几只茶杯，仍拿不出实际援兵；张家口、天津、塘沽三道外援全被截断。傅作义手里虽有二十五万兵马，可兵员疲惫、弹药见底。留守北平，他担心被瓮中捉鳖；弃城南撤，又怕背上“不守故都”的名声。此时，能让他开口倾诉的，只有同为东北出身的马占山。
马占山此时六十三岁，住在北平重门深锁的后海旧宅。与十七年前江桥上的“东北救亡”相比，他已少了锋芒，却多了沉静。对外，他自称“养病”，实则同中共地下交通员频繁接触。傅作义深知这位老兄的分量，“请马将军来府一叙”便成了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的机密约会。
烛光摇曳，傅作义摊开一张华北地图，压住颤抖的指尖：“第一调张家口主力回防北平；第二由天津、塘沽经海路撤向南京；第三直接飞南京待机。”仅一句三策，道尽他的踌躇。屋里炉火噼啪，马占山沉吟片刻，说出一句后人耳熟能详的话：“都行不通。”
马占山的判断并非一句空话，他逐条剖析。张家口距北平三百里，铁路尽毁，骑兵敢冲，可辎重拖不过来；天津若陷，塘沽港栓死，海撤成了奢望；至于南飞，除了少数将领能挤上飞机，其余十几万官兵怎么办？更关键——“委员长从来没把我们当自己人，去了只剩背黑锅”，马占山的嗓音低却铿锵。
傅作义默然良久。此刻外头北风穿巷，铁门咣当作响，宛如催命鼓。马占山趁热追击：解放军主力三面合围，夜幕里连探照灯都省了；周边民众盼太平，北大、清华学生一拨拨进城宣传和平；苏美两国的外交电报都劝老蒋慎战。继续硬拼，北平成焦土，历史书会将“傅作义”三字同殃及百姓并列——这种账，谁还敢负？
劝说并非一锤定音。随后十天，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安排马占山与周恩来、叶剑英密谈。谈判桌上，双方交换了“城内部队撤至指定地区、接收部委楼宇、确保市民安全”等细节。马占山把每一条写在小册子里，回去再对傅作义反复讲，他知道对方最怕的是“被清算”，于是转述了中共“既往不咎、和平欢迎”的郑重承诺。
1949年1月15日，北平城郊炮声骤停。十七日晨，傅作义发布命令，全部部队停止抵抗，将按协议分批出城。新闻传开，胡同口的早点摊重现蒸汽，二百万市民像从漫长噩梦里醒来。人们不知道，那个瘸着左手的马老将军，为此已奔波了整整二十八个昼夜。
和平解放后，马占山任华北军政委员会委员，挂了个“政协常委”名头。1950年夏天，他又跑到中南海递交“请赴朝前线”申请，信里寥寥数语：愿尽余热。中央婉拒，但在批示里写下“其志可嘉”。同年冬，病魔袭来，马占山卧床不起。临终前，他叮嘱子女要“跟着新政府好好干事”，话语平淡，却重若千钧。
有人说，北平能以最小代价回到人民手中，是战略包围、政治争取双管齐下的结果。不错，但若无马占山对傅作义的那番“都行不通”，局势未必如此干脆。将门老兵，用最后一战守住了一座无人再敢炮击的古城，这段往事至今仍让许多亲历者在茶余饭后轻拍桌沿，轻声感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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